在法律服务资源分布尚不均衡的当下，如何让那些无力承担律师费用、不熟悉法律程序的群众也能获得专业的法律帮助，是一道现实的治理课题。法律志愿服务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不断生长、壮大的力量。从城市社区到偏远乡村，从线下咨询到云端服务，法律志愿服务以其专业性和公益性，正在成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重要补充。本文从队伍构成、服务模式、制度保障等维度，梳理法律志愿服务的实践探索，探讨其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功能与价值。
一、法律志愿服务的多元参与格局
法律志愿服务并非单一主体的“独角戏”，而是多方力量协同参与的“大合唱”。
律师群体是法律志愿服务的骨干力量。 江苏省近年来构建了“1+13+N”省市所三级公益法律服务品牌矩阵，全省1600余名律师组建志愿服务队伍，7700余名律师担任村（居）法律顾问，5700余名律师担任基层普法志愿者，年均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近10万件，接听法律咨询热线60万余人次。厦门市“凤凰花”律师志愿服务队近3年来吸引2700多名律师参与，开展公益法律咨询、普法宣讲等活动900余场，受众超过9万人。这些数字背后，是律师群体以专业能力回馈社会的持续努力。
高校师生正在成为法律志愿服务的新兴力量。 2024年，中央社会工作部、教育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高校法律援助志愿服务工作的意见》，明确鼓励高校师生投身法律援助志愿服务事业，推动法律援助志愿服务与法学教育“双融双促”。中国政法大学法律援助工作站自2017年以来，招募专业志愿者近5900人次，接待当事人1.8万余人次，受理案件3600余件。法学专业学生在法律援助机构指导下，可以提供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等服务，其参与本身即是法学实践教育的重要环节。
群团组织和社会力量形成有益补充。 法律援助法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群团组织、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在司法行政部门指导下依法提供法律援助。青海省的地方性法规进一步明确，鼓励和支持符合条件的个人作为法律援助志愿者，提供少数民族语言翻译、盲文和手语翻译、心理疏导等志愿服务。福建省“蒲公英”普法志愿者联盟自2021年成立以来，发展出“海上蒲公英”“青苗课堂”“乡村振兴法治行”等细分品牌，针对不同群体需求提供差异化服务。
二、从“普适”到“精准”：法律志愿服务的模式演进
法律志愿服务的生命力，在于能否真正对接群众需求。早期的普法活动往往以“摆摊发传单”为主，群众拿了资料就走，效果有限。近年来，各地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出更加精准、更具实效的服务模式。
“常态化+专项化”的服务节奏。 江苏推行的“常态化公益服务+专项集中服务”模式颇具代表性。在日常服务之外，通过“苏律志愿行”等集中活动，在特定时段形成服务声势。2026年国庆前夕的公益法律服务周中，活动现场设立劳动仲裁、婚姻家事、物业纠纷、特殊人群四个“咨询角”，并特别安排手语服务人员，让特殊群体“零距离”感受法律温暖。
“线上+线下”的立体覆盖。 厦门“凤凰花”律师志愿服务队在海丝中央法务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接听12348热线，2024年咨询量达16.1万件。福建“蒲公英”联盟则开发了全省统一的公益普法服务平台，实现志愿者注册、培训、服务、积分激励的全流程数字化管理，并研发智能普法机器人，打通便民利民“最后一米”。
聚焦重点群体的专项服务。 司法部明确提出，聚焦残疾人、农民工、老年人、未成年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重点对象，深入实施“一群体一品牌”建设。在未成年人保护领域，宣城市宣州区检察院杨静推动建立“蓝朋友树洞信箱”，在21所中小学校设立，未成年人遇到校园欺凌、家庭矛盾等问题可写信倾诉，检察官定期开箱回信，根据来信反映的问题“量身定制”法治课程。这种从“我讲什么你听什么”到“你需要什么我讲什么”的转变，正是法律志愿服务精准化的生动注脚。
三、制度保障：让法律志愿服务走得更远
法律志愿服务要持续健康发展，仅靠热情不够，还需要制度化的支撑。
政策框架逐步完善。 法律援助法明确规定“国家鼓励和规范法律援助志愿服务”，并授权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志愿者具体管理办法。2025年底，司法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联合部署“法援志愿行”活动，提出力争用三至五年时间，使高校法律援助志愿服务组织体系基本形成，多元参与的法律志愿服务体系不断健全。该活动明确要求“鼓励升学、执业证书授予等政策向法律援助志愿服务工作适当倾斜”，通过制度激励提升志愿服务的吸引力。
高校法律援助工作站的规范化建设。 《关于加强高校法律援助志愿服务工作的意见》提出，司法行政部门要会同教育部门指导法律援助机构依托具备条件的高校设置法律援助工作站，并推动工作站规范化建设，健全准入退出、质量监督、学习培训等制度。中国政法大学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实践表明，通过整合校内多个法律援助社团资源，建立统一的案源收集、分类和分流机制，能够实现“精准援助”，让志愿者的专业方向与案件类型有效匹配。
跨区域协作机制的探索。 法律服务资源分布不均是一个长期问题。法律援助法要求建立健全法律服务资源依法跨区域流动机制，鼓励和支持律师、法律援助志愿者等在法律服务资源相对短缺地区提供法律援助。“法援志愿行”活动进一步提出，组织法学院校与法律服务资源短缺地区的基层法律援助机构结对帮扶，支持东中西部交流合作，引导高校师生利用假期返乡和周末时间开展服务。厦门市律师协会与西藏律师行业的对口帮扶，即是这一方向的具体实践。
四、法律志愿服务的深层价值
法律志愿服务的意义，远不止于“多办几个案子、多解答几个咨询”。
它是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有机构成。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在2026年的一场发布会上介绍，目前全国有法律援助机构3000余个，法律援助工作站、联络点44万余个。法律志愿服务以其灵活性和贴近性，有效延伸了公共法律服务的触角，特别是在专业力量薄弱的基层和偏远地区，发挥着“补位”和“赋能”的双重作用。
它是法学教育改革的实践载体。 法律援助志愿服务天然地将法学理论教学与法律实务训练连接起来。在中国政法大学法律援助工作站，志愿者接触的是真实的当事人、真实的案件、真实的法律关系。这种“做中学”的模式，让法学教育从书本走向社会，从课堂走向实践。正如一位参与法律援助的研究生所言：“这不仅是逻辑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的锻炼，更是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全面训练。”
它传递着一种可感知的法治信念。 渝检护“未”团队的故事令人动容。一位检察官在检察院门口的台阶上，陪着两个被亲属“扔”下的孩子吃面，这一陪就是七年。法律志愿服务很多时候面对的是“鸡毛蒜皮”的小纠纷、小困难，但正是这些看似琐碎的事务，构成了普通人理解法治、信任法治的微观基础。正如一位法律援助志愿者所说，这些“角落区”的法律纠纷长期积压，恰恰是“社会治理的隐患”。
结语
法律志愿服务的深化发展，折射的是法治社会建设从“有法可依”向“法有所用”的进阶。当专业法律知识走出律所和法庭，走进社区、乡村、学校，走进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身边，法律便不再是冰冷的条文，而成为一种可触可感的守护。从律师到高校师生，从群团组织到社区志愿者，这支不断壮大的队伍正在用行动诠释：法治的温度，在于每一个普通人都能被看见、被倾听、被守护。
问与答
问：法律志愿服务与法律援助是一回事吗？
答：两者有交集但不完全相同。法律援助是政府主导的制度安排，法律援助法规定了法律援助机构的职责、援助范围和程序，符合条件的当事人经审查后可获得免费的律师服务。法律志愿服务则是更宽泛的概念，既包括法律援助机构招募志愿者参与的法律援助服务，也包括律师、高校师生等主体自主开展的普法宣传、法律咨询、纠纷调解等公益法律服务。法律志愿服务是法律援助制度的补充和延伸，但不能替代法律援助的法定程序。
问：高校学生参与法律志愿服务，有能力处理真实案件吗？
答：高校法律援助志愿者的服务范围和方式有明确规范。根据相关规定，法学专业学生在法律援助机构指导下，可以提供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等服务，也可以辅助承办律师参与案件办理相关工作。中国政法大学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实践显示，学生在处理家事纠纷、劳务纠纷等常见法律问题中能够发挥实际作用，而涉及复杂诉讼的事项则由专业律师指导和把关。这种“学生辅助、专业指导”的模式，既保障了服务质量，也为法学教育提供了实践场景。
问：法律志愿服务是免费的吗？志愿者靠什么维持生计？
答：法律志愿服务面向服务对象是免费的。志愿者的“生计”来源因身份不同而各异：律师志愿者在从事志愿服务的时段不向当事人收费，但其日常执业收入来自其他商业性法律服务；高校学生志愿者的“回报”更多体现为实践学分、社会经验和个人成长，部分地区也在探索将志愿服务与升学、执业证书授予等政策适当挂钩。法律援助法规定法律援助机构应向法律援助人员支付法律援助补贴，这一补贴针对的是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等人员，志愿者参与的服务则在志愿服务的框架下运行。
问：法律志愿服务能覆盖哪些类型的法律问题？
答：覆盖面相当广泛。从法律援助的法定事项范围看，包括请求国家赔偿、社会保险待遇、劳动报酬、赡养费抚养费、工伤事故赔偿、校园欺凌维权、征地拆迁权益维护等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领域。法律志愿服务在法律援助事项基础上，还延伸到普法宣讲、矛盾纠纷调解、法律需求收集等更广泛的服务内容。江苏“苏律志愿行”活动现场设置的劳动仲裁、婚姻家事、物业纠纷、特殊人群四个咨询角，即反映了服务覆盖面的日常化。
问：如果我想申请法律志愿服务，应该去哪里找？
答：有多种渠道。可以拨打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这是覆盖全国的公共法律服务咨询平台；可以前往所在地的法律援助中心或法律援助工作站，全国法律援助工作站和联络点已达44万余个；部分高校设有法律援助工作站，面向社会提供咨询服务，如中国政法大学法律援助工作站；各地司法行政部门和律师协会也常有公益法律服务活动，如厦门的“凤凰花”公益法律服务驿站、江苏的“苏律志愿行”等，可关注当地司法行政部门的公告信息。
